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怎么处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五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在审批监管、资源开发、金融信贷、大宗采购、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工程招投标以及公共财政支出等方面谋取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吸收存款、推销金融产品等提供帮助谋取利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扩展资料

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

第四十条党的纪律主要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

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执纪必严、违纪必究，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按照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以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处分、组织调整成为管党治党的重要手段，严重违纪、严重触犯刑律的党员必须开除党籍。

第四十一条　对党员的纪律处分有五种：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留党察看最长不超过两年。党员在留党察看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员经过留党察看，确已改正错误的，应当恢复其党员的权利；坚持错误不改的，应当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是党内的最高处分。各级党组织在决定或批准开除党员党籍的时候，应当全面研究有关的材料和意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第四十二条　对党员的纪律处分，必须经过支部大会讨论决定，报党的基层委员会批准；如果涉及的问题比较重要或复杂，或给党员以开除党籍的处分，应分别不同情况，报县级或县级以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县级和县级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直接决定给党员以纪律处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共产党章程

如何认定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同时根据《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行为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才能构成受贿罪。然而在不久前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两高做出了如下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解释的出台，立马引起轩然大波，不少学者认为该解释突破了法条中对于“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含义，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

首先，受贿罪所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以及民众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如果刑法不保护后者，只禁止现实存在的钱权交易行为，就会引发行贿之风，因为民众觉得既然职务行为是具有收买可能的，为了确保利益实现或者争取更多的利益，就会做出收买职务行为的尝试，由此形成对职务行为的“竞买”，最终既不利于反腐，也让民众不得不陷入“凡事都需要求人”的状态。所以，受贿罪也包括让民众觉得职务行为具有被收买可能性的行为。正因如此，仅仅存在“作出职务行为的承诺”就足以构成“为他人谋取利益”，因为用财产性利益购买到“承诺”，即便这种承诺未必是真诚的，也会给民众传达出一种信息——职务行为是具有收买可能性的。但动摇民众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的，不限于购买“承诺”的情形。那些案发时仅有利益输送、具体的职务行为尚未浮现，但利益输送购买具体职务行为或者其承诺的可能性很高的情形，也能让民众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受到侵犯。由于具有行政上下级关系和行政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的人员之间，处于低位或被管理位置的人，其利益往往取决于上级或者管理者的职务行为，因此即便案发时尚未出现具体的职务行为乃至其承诺，只要在一般人看来具有影响职权行使的可能性，便可以认为符合了刑法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

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在司法实践中克服“感情投资”型贿赂案件的难题。只要利益输送具有影响职务行为的可能性，无论职务行为是否已经出现或者是否已经明确，都可以认为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因此，“为他人谋取利益”可以包括以下的情形，其确定程度逐渐减弱，但都满足刑法的要求：事实上为他人谋取到了利益>作出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动>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具体的请托事项已经出现>具有出现具体请托事项的高度可能性。相应地，这些情形满足“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的方式，就可以通过以下形式进行理解：事实上的结果>现实的行动>现实的承诺>默示的承诺>推定的承诺。其中的“默示”，是在知道利益输送者有具体请托事项时通过收受利益体现出来的；“推定”，是通过请托事项存在的高度可能性得出的。

当然，对于“推定”存在承诺的情形，可以被事实推翻，否则就会让“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完全成为空壳，起不到划分犯罪和合法行为的作用。需要通过“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与受贿罪界分开的行为，主要是一些真正具有社会相当性的人情往来行为。判断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因素：第一，利益输送者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关联程度，如果相关性很低，可以推翻前述推定；第二，输送利益的价值与通常的人情往来是否相当；第三，利益输送者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关系的疏密程度，尤其考虑后者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之前的因素。前述《解释》一方面强调上级与下级、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一方面要求收受的数额在3万元以上，并要求“可能影响职权行使”，就是为了排除合法的人情往来。

其次，要成立受贿罪，除了在客观上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之外，行为人在主观上也必须认识到这一要素的存在，因为受贿罪是故意犯罪。但应当注意的是，“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一个客观要件，而非犯罪目的。因此绝不能将受贿罪理解为只能是直接故意的犯罪，间接故意一样能够构成受贿罪。结合受贿罪所侵犯的法益，故意所针对的内容也是利益与职务行为之间现实或者可能存在的交换关系，至于两者谁先出现、谁后出现，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因如此，不仅“事后受贿”也成立受贿罪，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利益的输送可能是对过去、现在或者将来可能出现的职务行为的对价即可，而不需要其对价关系百分之百确定。尤其是利益输送在先的贿赂犯罪，只需要收受利益者知道可能会有针对自己职务行为的请托仍予以收受，就可以认定故意了。可见，《解释》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的阐释是合理的，既兼顾了法条文字，又没有机械地固守文字最狭义的核心领域。这种解释是对新腐败犯罪形式的一种回应，对于腐败犯罪预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贪污罪与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异同。

【答案】：[提示] 首先应分别阐明二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然后比较二者的区别

(1)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或者受托经营、管理国有财产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它包括两种情况：①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所形成的便利条件；②利用自己受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职务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利用与其职务无关的仅因工作关系出入某些单位，熟悉作案环境，凭工作人员身份易于接近作案目标等便利条件，不属于利用职务之便。

(2)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具体说来，通常表现为三种情形：①利用本人主管、负责、承办某一公共事务的职权；②利用自己分管、主管下属工作人员的职权；③通过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间接利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可见，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行为人要么是直接利用本人职权范围内的权力，要么是间接利用职务上形成的便利条件。

(3)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之便与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之便，虽然概念相同，但内涵有所差别，受贿罪的职务范围较为广泛，包括主管、管理、经办钱、物或者人事等各种职权；而贪污罪的职务范围则仅限于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或者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职权；受贿罪既包括直接利用本人的职权，还包括利用与职务相关的便利条件，而贪污罪则一般仅限于直接利用本人的职权，不包括间接利用职务之便。

受贿罪中的职务便利和工作便利的区别

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同属于受贿犯罪的范畴，二者有诸多相同或者相近之处。司法实践中区分二者，主要应当把握以下几方面： 　　1，从犯罪主体区分。受贿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为公司、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这是两罪区别之关键所在。因此，实践中区分二者，首先必须查行为人的身份。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就可能构成受贿罪，如果是公司、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人员，则只可能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2，从所利用的职务便利的内容区分。受贿罪利用的职务便利，必须是利用行为人所从事的公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所利用的职务便利，则是利用行为人负责或者从事公司、企业内部某项不具有国家公务性的事务的权力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因此，即使是公司、企业中属于国工作人员的人，如果没有利用其所从事的公务的便利条件，而是利用其他便利的，索取他人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也不能定受贿罪，而应以公司、企业人员受罪论处。 　　3，从行为方式区分。受贿罪的行为表现共四种，即索取财物、收受财物、收受回扣、手续费间接受贿。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行为则只限于上述前三种，而不包括间接受贿

如何正确区分贪污罪与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之便

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自身职务范围内权力和地位所形成的主管、经营、经管或者经手公共财产的便利条件，侧重于职权活动中的操作行为，相对于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言，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内部行为。因为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一般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职权范围内所享有的处理某种公共事务的权力，为他人谋取利益，强调的是职权活动中公权力的应用行为，如决策、决定、审批及人事权、物权、财权的行使等。

如何认定受贿罪构成要件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什么是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包括哪些具体形式?“两高”都曾有过一些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称《纪要》)则指出，“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1999年9月1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指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比较而言，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强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具体的“公共事务”相联系，并排除了以往解释中的“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但“利用本人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与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斡旋受贿中“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形成了交叉，致使两者的职务要素无法有效区分，而《纪要》中界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列举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具体形式，具有可操作性，但缺乏概括性，列举也不全面。

笔者认为，受贿罪的本质特征是权与利的不法交易性，“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理解，应结合受贿罪的这一本质特征展开，即受贿人所具有的“职务上的便利”能够在不法交易中换利，因此，受贿人的职务行为势必与行贿人的利益之间有某种制约关系，即可以制约行贿人的利益。基于对“职务”的广义理解以及近年来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形式的把握不能太窄，笔者认为，应涵括以下六种情况:

一、利用本人直接主管、经办和参与某种具体公共事务的职权。

通常是指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任何国家工作人员都拥有一定的职权，可能经办或者参与管理一定的公共事务，可以接受请托人的请托自己作出一定的职务行为或者不作出本应作出的职务行为，从而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索取或者收受财物。此种职务便利又可细分为三种形式:(1)主管权。即行为人有独立处理事务并直接做出一定行为的资格和权力，行为人无需他人配合，就可利用自己的职权，以实施或者不实施自己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利益。例如，县委书记有调动和任免本县范围内干部的权力(尽管名义上是集体决定的)。(2)经办权。即虽然没有独立决策权力，但行为人是某项事务的具体经办人，对请托人的某项请托事项具有建议和执行权。例如规划局的办事员，虽然对请托人申报的建筑规划没有决定权，但他负责经办，其具体意见是领导决策(批不批准)的重要参考，行为人利用这样的权力为请托人谋利益的，同样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3)参与权。是指当某个具体事项需要集体决策时，行为人是参与共同决策者之一，利用参与决策的职务为请托人谋利益的，同样是利用职权、职务范围的权力。

二、滥用职权所产生的便利条件。

通常是指行为人以自己的合法职务为基础，超越职权违法为请托人谋利益。行为人滥用职权的行为当然不是行为人的法定职权，相反，本身可能是无权甚至是禁止实施的行为，是职务上的非法行为。如犯罪嫌疑人亲属向承办具体案件的警官行贿，要求透露案件侦查的情况，该警官收受贿赂后，透露了案件的侦查进展以及证据情况。该警官泄露侦查秘密是法律所禁止实施的，但其行为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的行为之所以被认为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行为:一是行为人滥用行为与合法职务密切相关，以合法职务为基础，没有合法职务也就没有职务可被滥用。二是行为人滥用职务的行为与原职务行为有联系。例如，警官泄露案情秘密，与该警官因职务行为接触案情有联系。如果行为人并没有因职务接触案情，却根据道听途说向请托人泄露所谓案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不能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三是行为人的职务滥用行为，本身也是对其合法职务的背叛。

三、利用自己分管、主管的下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

通常是指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领导权、指挥权，即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其主管、分管的业务范围内，具有一定领导权和指挥权，可以命令、指使下属、下级国家工作人员作出一定的职务行为，或者命令、指使下属、下级国家工作人员不作出本应作出的一定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利益，而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

四、利用不属自己分管的下级部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

行为人不是直接利用本人的职权为他人谋利益，而是利用自己处于领导、监督的地位，将本人的职权和地位作用于他人的职权或职务，通过他人的职权或职务为他人谋利益。最典型的是通过命令、指示、指挥等方式，利用与自己没有直接分管隶属关系的下级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利益。仅就形式而言，行为人不分管某下级部门，其职权与请托人的利益之间表现为间接的制约关系，行为人利用的仅仅是自己“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但从实质上看，这仍然是一种直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受贿。因为是直接受贿还是斡旋受贿(指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斡旋受贿)，关键看行为人的权力对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能否发挥直接的制约作用。在我国，行为人与不属于自己分管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仍然存在着广义上的直接监督关系。作为上级领导的国家工作人员，无论是否“分管”，对下级而言，其要求都是无法直接拒绝的所谓“重要指示”，仍然表现为直接的制约。

五、利用自己居于上级领导机关的地位而形成的对下级部门的制约力。

行为人系上级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其特殊的地位决定了他对该领导机关辖区范围内的下级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一定的制约关系，行为人利用这样的制约关系为请托人谋利益，例如，省教育厅的处长，接受他人请托，要求设立在该省的某大学校长将请托人的孩子招收入校，市委领导的秘书，接受请托人的请托，要求市属单位将基建工程发包给请托人承建。此种情况，是否认定该处长或者该秘书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理论界对此有观点认为，“同一系统内部，上级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下级单位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办事”，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是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关键在于上级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对下级单位或者下级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有无制约力。形式上，教育厅的处长与大学校长、市委秘书与市属单位之间，很难说有规范意义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如果仅从行政级别上看，下级部门工作人员的行政职务不一定比秘书低，甚至更高)，但现实的体制是，只要是上级部门的工作人员到下属单位，就是上级单位的“领导”，即使是秘书，其职务也可能对下级单位有一定的制约力(往往人财物要受制于主管部门)，符合《纪要》所规定的“利用职务上有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的情况。所以，利用这种特定的身份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利益，自己收受贿赂的，应构成受贿罪。不过，上级单位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如果与下级单位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缺乏制约关系的，如教育厅分管中小学教育的处长甲接受他人请托，为请托人的孩子上大学找到某大学校长乙希望照顾录取，甲与乙虽然分属于上下级单位，但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制约关系，甲只能属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六、利用自己居于监管地位所形成的对被监管对象(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制约力。

具有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居于监管地位形成的对被监管对象(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制约力，通过被监管对象为请托人谋利益。例如，甲是市安监局的科长，负责某重点基建工程的安全监督。甲接受乙的请托后，与承包基建工程的某工程公司总经理丙商量，将该工程的土方业务转包给了乙，乙送给甲10万元。那么甲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笔者认为，甲的监管职务对丙有直接的制约力，这足以影响到丙单位的利益，从而促使丙按照甲的要求为乙谋利益，这与居于上级领导地位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下级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利益的情况是同样性质，只不过被利用的对象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罢了。

总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司法认定中，既要防止以种种借口作人为限缩，也要防止作无限扩大的解释。有些部门对另一单位或者另外一些人的利益确实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如果不是一种直接行政隶属关系的制约，也不具有管理性，而是所谓工作中产生的一些便利，与职务无关，其对他人的影响作用仍然是间接发挥的，则不应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范围。

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之便的认定

法律分析：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之便，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